摘要
文章利用Python语言对年12月8日至年2月15日六家西方主流媒体相关报道文本进行采集和计算机文本分析，结合议程设置及框架理论，梳理疫情爆发后西方主流媒体如何进行议题设置及新闻框架建构：以断裂和遮蔽为手段构筑新闻议题框架的不平衡；涉华报道存在中立报道面具下的议题网络重构；消极修辞建立对抗性话语体系。之后，本文从建立监控-预警-响应机制、展开框架竞争、设置媒介间议程以及舆论引导可操作入手提出媒体外交语境下中国涉华负面舆论引导对策。
关键词
媒体外交；涉华舆论引导；新冠肺炎疫情
基金项目
该文是第67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全球治理语境下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中涉华舆论引导机制研究”（M）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周颖，女，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上海大学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主要从事电影产业、传播理论研究。
年12月8日以来，中国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随着疫情波及范围的全球化升级，国内外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量骤增。与国内主流媒体建立的众志成城、抗疫救灾的积极舆论对比，西方主流媒体对疫情议题的筛选及凸显推动涉华舆论场迅速成型且不乏负面舆论。尽管中国已采取一系列举措如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开展正面报道，外交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开通推特账号以及积极展开外交交涉等，但是面对客场外交领域的信息攻防战却始终未能把握主动权。鉴于此，事件爆发后西方主流媒体如何进行议题设置及新闻框架建构，媒体外交语境下中国如何引导涉华负面舆论、把握国际话语权是本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一）媒体外交
学者伊坦·吉阿博（EytanGilboa）在《媒体外交：概念变化与应用》一文中将媒体外交定义为国家政府或政治决策主体通过大众媒体在特定的新闻议题上发声，从而向各国政府、公众及国际社会传递本国立场与政策进而达到获取国际谈判筹码的行为[1]。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早期文献没有关于媒体外交的明确定义，主要研究卫星电视影响国际政治进程事实的描述，如-年伊朗人质事件中卫星电视作为中断的官方外交的补充，向公众及利益双方传递了重要信息。早期文献承认了大众媒介作为传统外交补充手段的重要作用，但也发出了对传统外交手段式微的担忧。
9·11事件后，对媒体外交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吉阿博从国际政治及传播学的双重背景入手，对媒体外交和更早出现的公共外交概念展开对比研究。他认为媒体外交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公共外交可由媒体外交和文化外交构成。媒体外交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外交行为，是一种短期内见效的即时性外交，文化外交则以文化交流为手段，是一种借助文化产品及价值观念输出达成效果缓慢但长远的渗透性外交[1]。他在语境、范畴、目标、方式以及媒介手段等多个层面论述了媒体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区别，认为媒体外交适用于具体的谈判协商情境，是一种即时、短期的行为，诉诸于大众媒体寻求解决政治议题的办法，如新闻发布会、采访、泄密、媒介事件等都可视为媒体外交的具体实践。在此基础上一系列新的相关概念应运而生，如罗伯特·恩特曼（RobertEntman）提出媒介化公共外交概念（meditatedpublicdiplomacy），通过“递进式网络激活”探讨媒体、政府、外交决策与公众事件的关系[2]；林小俊（YoungJoonLim）探讨美国官方及社会精英如何自上而下将特定议题设置为媒体报道焦点；布赖恩·霍金与扬·梅利森等学者提出“整体外交”（integrativediplomacy）概念阐释全球化时代的外交转型[3]；更有学者基于数字技术对外交的介入提出网络外交（cyberdiplomacy）、数字外交（digitaldiplomacy）、虚拟外交（virtualdiplomacy）、电子外交（e-diplomacy）、新媒体外交（newmediadiplomacy）、推特外交（Twitterdiplomacy）等，这些概念大多重叠交叉，且涵盖于媒体外交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的效果研究中。
国内关于媒体外交的研究兴起于年后，一来受到9·11事件中媒体外交作用的影响，二来在于中国大力推出媒体走出去战略。相关研究结论包括将媒体外交视为影响外交决策的渠道[4]，认为媒体是本国政府、外国政府及外国公众接受信息的中端[5]，从内容角度考察媒体外交的话语修辞策略[6]，或是对媒体外交的概念、历史与研究路径进行文献梳理[7]，随着海外领导人利用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YouTube展开外交对话现象的出现，国内学者亦探寻如何使外交主体参与到媒体外交中以扩大国际对话功能、提升外交互动性[8]。
（二）国际舆论
就国际舆论概念而言，学者刘肖试图辨析厘清国际舆论与世界舆论的差异，他将国际舆论界定为，以大众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以大众媒体形式和倾向为主要表现形式，反映大众媒体、国际公众、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对国际事务/问题的相对一致且具有广泛影响的信念和态度的总和[9]。与世界舆论相比，国际舆论更具有政治属性，且涵盖的范围比世界舆论小。
在涉华舆论导向层面，主要研究观点包括：中国参与论[10],中国机遇论[11]，中国崩溃/威胁/傲慢论[12]等。在涉华舆论应对策略及困境解析层面，学者们倡导从媒体-政府联动、自身提升、新媒体合作等领域提升国际舆论引导水平[13]；将新闻舆论现状归涉为话语权缺乏，提出制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不能仅靠固化传播方式，要以西方可接受的、持续的、潜移默化的传播打开交流大门[14]；更提出“舆情支持”理念，即在中国方案议题上构建有利于维系和加强中国与国际公众之间联系的建设性舆情[15]；强调建立国家传播战略体系，实现传播理念从宣传式向沟通式，传播方式从解释事实向交流故事式转变[16]。
综上所述，前人研究通过话语分析、框架分析、内容分析详细梳理了近年来涉华舆论走向及海外媒体的新闻生产框架，并提出相应对策。首先，在舆论引导策略层面，多以国际话语权、国家形象为切入点，应对措施为宏观层面的国家意义建设、国际话语权提升等，而缺乏对特定舆情事件特殊性的考量，如涉华暴恐事件、领土纠纷事件同国家治理方略、媒体外交举措的舆论引导肯定是存在差异的，因此路径建设还需更为微观细致的类型化研究；其次，绝大多数研究对涉华舆论生态的全球化、网络化变革认识不足，后续研究需要以国际舆论生态新变化为前提，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深度复合纳入其中，洞察社交网络对涉华舆论的引导力度；再次，涉及主场传播或主场外交范畴的策略居多，如提出建立一系列主场外交举措驳斥海外质疑、消解负面舆论，但对于生产负面舆论主阵地的客场外交领域关照不足，国际舆论引导的客场劣势是研究的难点，应对任务更为复杂艰巨。
当前全球舆论生态新变化的一个最突出特征在于媒介融合理念加速了全球主流媒体的产业融合及新闻的跨地生产机制。跨国传媒集团的出现扩大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舆论影响力，也强化了其所属资本及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如何在媒体外交领域应对跨国传媒集团的强势话语输出，如何“入乡随俗”适应客场作战是本研究的侧重点。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文章以西方主流媒体就新冠肺炎疫情展开的涉华报道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为年12月8日至年2月15日。年12月8日以来，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病，标志着整个疫情及媒介卷入的发端。在国内媒体预警迟滞的背景下，海外媒体呈现出何种报道偏好，其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有何传播立场及意识形态成为我们考察此阶段涉华新闻框架的关键。对疫情期间涉华舆论现状及问题的提炼能帮助我们建立有效舆论引导机制，有针对性地驳斥海外质疑、消解负面舆论。
（二）数据采集
文章选取BBC、CNN、路透社、美联社、《纽约时报》以及《泰晤士报》六家西方主流媒介机构网站，对相关报道进行采集。样本筛选标准为西方主流媒体以及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高度相关的新闻。数据采集以-nCov、NCP、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coronavirus、COVID-19为关键词检索报道文本，剔除重复及无关新闻报道，最终获得有效报道样本篇。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央视《新闻1+1》栏目公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人传人后，国内新闻报道才转变了疫情前期的预警滞后状况，相关报道量骤增。基于此国内报道的关键时间节点，本文以疫情前期（年12月8日-年1月20日）、疫情中期（年1月20日-年2月15日）为界建立语料库并展开计算机文本分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内容分析法，利用Python语言将采集到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文本进行采集、编码、归类，分析多元变量之间的关系，从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入手解析相关报道的舆情发展态势。
首先，宏观层面由有效报道数量、新闻标题词频、新闻标题主体等把握西方媒体对此次事件的议题设定。
其次，中观层面由报道议题及情感态度（正面、中立或负面）出发，考察相关媒体的报道倾向，着重展开负面报道议题归类。
最后，微观层面由语义学分析入手，对报道文本展开词频分析、搭配分析及语义韵分析等，把握其话语建构手段，挖掘其报道塑造的语境氛围。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宏观：议题框架设定
在国际话语权的生产机制研究中，议程设置和框架建构构筑了国家话语本身在西方媒体中的角色。一来中国新闻话语的客观事实经由海外媒体的“拟态化”生产而产生差异，进而搭建起关于中国“医疗系统”及“公共卫生”的体系性话语，二来“东方主义框架”及“负责任大国框架”在海外媒体的涉华报道中交叉呈现同样建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及海外舆论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各国媒体对中国特定议题如领土争端、暴恐事件、民族宗教问题所采取的“强调框架效应”[17]往往在国际话语权塑造及舆论场引领中产生直接的受众效果，那么通过对此次影响范围波及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挖掘国外舆论话语体系下涉华舆论状况，从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化解涉华负面舆论、争夺去极端化话语权提供战略指导。
1.报道数量
两个时间段内六家媒体新闻报道共计篇，疫情前期报道数量71条，疫情中期报道数量条，占总数的95.8%。英国新闻机构报道数量条，占报道总数的46.3%，美国新闻机构报道数量条，占报道总数的53.7%。占据报道数量前两位的单个机构分别是路透社条，CNN条。1月20日节点时间前后的显著差异表明国内疫情信息公开及新闻报道的大规模增长对海外媒体的相关报道量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美国新闻机构的高报道量从侧面反映其拥有对国际公共卫生事件话语的绝对控制权及舆论引导力（见图1）。
图1年12月8日-年2月15日各机构报道数量
2.报道标题
本研究从标题涉及的高频词汇（见表1）中提取报道标题主体，涉及主体主要包括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新冠病毒/肺炎、中国政府、湖北/武汉、死亡病例、民众恐慌、航空公司/乘客（见图2）。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中国新冠病毒/肺炎，中国媒体/报道，其次为新冠病毒恐慌及航空公司/乘客。
表1标题高频词汇表
图2几大新闻机构新闻标题主体统计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
首先，以中国或武汉冠名病毒及疾病的歧视性命名大幅度占据新闻标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爆发后，医学界与国际社会对该病毒的命名一直处于商榷之中。年2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一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新冠肺炎命名为“COVID-19”，而新冠病毒则由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冠状病毒小组命名为“SARS-CoV-2”。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其推特账户上表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商定的准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命名，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消除歧视。而且这个命名也要易读，并与该疾病有关”。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都在通过对病毒及疾病命名来消除偏见与歧视，缩小全球媒介报道对贸易、旅游、文化、社群、国家乃至种族的影响。然而在海外媒体的报道中，以国家或者地名称谓病毒及疾病占据新闻标题数量榜首。
其次，新冠病毒恐慌搭配香港作为主体在新闻标题中频繁出现。数条标题指出“新冠病毒恐慌”（coronavirusfears）对全球贸易、股市、经济、旅游、文化等的影响，包括年1月27日BBCNews新闻标题Coronavirusfearshitglobalsharesandoilprice，2月10日新闻标题Amazon,EricssonandFacebookpulloutofMobileWorldCongressovercoronavirusfears。美联社年2月3日新闻标题Chinesestocksplunged8%ascoronavirusfearstookhold.Itstheworstdayinyears，《纽约时报》年2月6日新闻标题FormulaOnesShanghaiGrandPrixatriskamidcoronavirusfears，CNNNews年2月7日新闻标题Coronavirusfearsleadtoworldwidemaskshortages，部分相关标题如下表所列：
表2“新冠病毒恐慌”相关标题
在提及“新冠病毒恐慌”时，往往兼带城市/区域名称，而此时间段内国内相关地名的统计数据表明，除去病毒爆发的核心地区武汉在标题中出现频率次外，其他城市出现频率分别为：香港（次）、北京（58次）、台湾（54次）、上海（34次）。然而截止到年2月24日，香港及台湾的肺炎确诊人数分别为74例和28例，远不及北京（例）及上海（例）的确诊病例数。对香港的频繁提及一方面源于其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贸易领域的重要枢纽地位，另一方面则与其复杂的政治角色及疫情爆发前的香港暴乱局面不无关系。下表（见表3）涉及香港的新闻标题中，多数新闻强调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隔离措施、香港医护人员罢工、香港股市开盘后暴跌、航班及各类贸易活动取消、香港物价上涨以及市民囤积日常用品等，更有标题直接将香港此前的暴乱活动同此次肺炎疫情相联系，题为SixmonthsofprotestswreckedHongKongseconomy.Avirusscareisthelastthingthiscityneeds，宣称六个月的抗议活动破坏了香港经济，此次肺炎疫情雪上加霜。
表3涉及香港的相关新闻标题
新闻标题是新闻报道内容高度凝练的文本，反映了报道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