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群中的粉丝组织按照其职能可分为很多种类型，其中数据站就是专门负责明星网络数据的组织。
组织中的粉丝通过轮博、控评、反黑、净化、打榜等方式提升偶像形象和商业价值，以上行为可被统称为粉丝的数据劳动。
01
数据劳动是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数字劳动在粉丝社群中的一种具体呈现形式，早期有社会学家在劳动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政体理论，用以研究工厂内工人的意识形态。
生产政体属于生产领域的上层建筑，即规训劳动过程和形塑生产政治的意识形态机构。
生产的政治规范工具是工人劳动生产中的政治性的凝结，其中隐现着意识形态因素。
研究人员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再生产模式、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是影响生产政体运作的主要因素，他们的共同作用形塑了工人斗争的方式和能力。
赶工游戏
研究者发现了资本主义模糊剥削关系与剩余价值，制造工人对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自愿性服从”的具体产生机制，即“赶工游戏”。
“赶工游戏”是车间中的一种工人激励手段，就像现在的许多企业一样，车间会为工人设定一个生产量标准值，如果低于此标准，工人只能领取基本工资。
如果高于这个标准，工人就可以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获得额外的奖金，所以工人会为了获取更高的工资而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即“赶工”。
而“赶工游戏”则意味着，通过劳动竞赛、超额比拼、生产激励等趣味性过程设计，工人可以在冗长乏味的工作中体验到一些游戏的成分。
这不仅能够使其更能也更愿意忍受高强度的工作，还可以使其沉浸在游戏的氛围感中，对这种游戏充满了热情与认同，并由此获得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和想象的自由感——他们是自愿加入这场劳动“赶工”的。
而将视野从工人扩大到整个车间，由于车间内的工人都已经接受了“赶工”的“游戏规则”，因此在这个生产基础单元内，就形成了一套与“赶工游戏”相呼应的车间文化。
工人的行为与语言都被吸纳于其中，进而发展成车间的团体规范。只有参与游戏，工人才能够获得同事的认同与接纳，才能真正融入车间。
02
“赶工游戏”之于劳动过程的意义在于,一旦投身于游戏之中，劳动者就不再去质疑游戏规则的合理性，而实际上游戏规则后潜藏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则本身,劳动过程因此具有了意识形态的遮蔽作用。
当利益的表达方式变得高度个人化之时，工作环境内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车间里工人之间的生产竞争，主导工人相互竞争的“第三者”即资本得以“隐身”。
成功掩盖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将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为了工人之间的横向冲突，也就是说——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掩蔽。
劳动与游戏并非二元对立关系，尤其是在强调分享与乐趣的社交平台上。通过将粉丝自组织的、高强度的数据劳动视为一场数据的“赶工游戏”，研究人员对粉丝数据劳动的游戏性成分进行分析。
在劳动与游戏的理论衔接中，探寻作为数据劳工的粉丝对数字资本生产秩序的“自愿性服从”的产生机制。
在社交平台这个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新型互联网工厂中，粉丝既是为平台和广告商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也是平台上流通的各种数据商品的消费者。
“轮博”、“点赞”、“反黑”、“净化”等一系列数据劳动，既是粉丝社群的组织和存在方式，也是粉丝对偶像表达爱意的一种特殊途径，还是对粉丝开展“业绩考评”的评价指标。
这些劳动行为会受到国家政策、市场规则、粉丝组织的联合控制。各种五花八门的生成于不同平台的明星数据榜单，不只是数字资本方提供给粉丝进行自我激励和业绩考评的“劳动工具”。
又在被粉丝生产出来之后，成为激发粉丝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你追我赶”劳动态势的“劳动成果”，它甚至能够把粉丝的数据“业绩”与偶像的事业“潜力”直接关联在一起。
研究人员将网络粉丝社群在社交平台上的“做数据”行为视为“数据劳动”。其后从“赶工游戏”这一概念视角，通过对粉丝数据劳动的游戏性元素的分析，研究粉丝数据劳动中的同意机制。
03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数字劳动
大众传媒所提供的“免费”内容本质上是一种诱饵，它们引诱受众并想方设法地维持其黏性，然后将受众购买力卖给广告商，也就是说广告商出资购买的既不是新闻也不是影像，而是受众。
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忽视的盲点是大众传媒产业为资本承担的政治和经济功能，互联网时代的受众研究进入全新语境。
研究人员用产消者的概念来指在数字时代，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开始广泛且主动地参与到内容的生产流程中去，其价值内涵日益丰富。
这些概念的发明突显出互联网时代网民在传播链中日渐突出的能动性。可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新的传播技术也没能逃脱贩卖受众以获得利润的宿命。
因此，互联网生产流程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越来越受到当代传播理论学者的